编者按:
8月16日,证监会下发了《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康美药业(600518.SH)财务造假问题有了初步的结论。
2016-2018年的三年年报中,康美药业累计虚增营业收入206.44亿元,虚增利润20.72亿元。连续三年,公司每年虚增货币资金都在200亿以上,2018年半年报中更是虚增高达361.88亿元,那时,康美药业实际已经资不抵债。大量资金被控股股东康美实业及关联方抽走用于炒股及还债,三年累计占用了116.2亿。
尤为恶劣的是,2018年12月28日康美药业就被证监会立案调查,而康美也宣称已经开展公司财务自查。然而2019年4月30日披露的2018年年报中,康美药业依然虚增营业收入16.13亿,虚增利润1.65亿,虚增各类资产36.05亿元。
康美药业董事长马兴田等被罚款,并终身市场禁入。8月16日,证监会发言人高莉表示,下一步证监会将加快办案进度,严格依法处罚。“对涉嫌犯罪的,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马兴田在“刑责”的边缘徘徊,还有两家中药龙头企业的董事长日子也不好过。
8月6日,财政部山东监管局进驻步长制药(603858.SH),该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振东进行工作部署,明确将检查医药销售各环节,包括医疗机构。步长制药董事长赵涛作了表态发言,表示支持财政部和国家医保局的工作,全力配合检查组工作。
而在更早的7月29日,葵花药业(002737.SZ)前董事长关彦斌涉嫌杀妻案已经开过庭前会议,即将正式开庭审理。“故意杀人”的罪名一旦安上,即便如媒体报道所说那样,被害人只是成了植物人并未身亡,关彦斌依然难逃刑责。
纷纷世事无穷尽,步长制药、康美药业、葵花药业,三家不同地域、不同门类、不同背景的中药龙头企业,却在这段时间共同演绎了一幕闹剧,让人看清行业空泛本质之余,更多一份求变的思考。
一
1960年,西安医学院招来了一个据称是成绩“全国第一名”(亦有说法是保送)的青年学生赵步长。
西安医学院中医人才辈出,原中医科主任黄竹斋曾在1955年11月奉调入京,受聘为卫生部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针灸科主任。
那一年,卫生部刚刚经过一轮震动,时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的贺诚,以及另一位副部长王斌因为被指歧视和排斥中医而被批判、免职。随后,冉雪峰、蒲辅周、秦伯未、郭可明等一大批像黄竹斋那样的地方名医被调入中央,充实了顶层的中医医疗实力。
这一举动使得从晚清以降,社会上“废除中医”的舆论声音被画上句号。中医药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得以确立。
在西安医学院,赵步长未能成为黄竹斋那样的一代名医,而是成为了一名名商。他后来创办步长制药,那个花费650万美元上斯坦福的女孩就是他的孙女。
赵步长1963年大学毕业后,并未立即从商,而是在国家“支援边疆建设”的号召下,来到新疆,在阿勒泰地区一所卫生学校任教。
西北苦寒,赵步长又是学生出身,除了教书治病,也没有其他更多的营生,只能像一起支边的同行者一样,在新疆安家扎根。这一扎就是18年,两个儿子赵涛、赵超和两个女儿赵骅、赵菁都出生在新疆。
赵步长在新疆苦寒之地煎熬时,跟赵步长年纪相仿、同样做教师的许德仕,开始在侨乡潮汕地区,倒腾古玩玉器。
潮汕地区与中国香港以及东南亚的联系一直就没断过,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当地走私手表泛滥。许德仕倒卖的古玩玉器很有销路,据他自己回忆说,那时候每星期都能带回150块钱的利润。上点年纪的应该知道,彼时全国工资都按级别发放,最高的是一级,每月644元,全国没几个人能拿到。
只是许德仕的好运气没能持续多久。1972年,他从云南贩翡翠回广东的路上遭遇车祸,一车上死了六个,他虽然捡了一条命,但也带回一身伤。8000多块钱的货物没了,家里还有3个孩子要养活,学校是回不去了,许德仕只能筹划一些不用出远门的买卖。
他看中普宁侨乡的优势,与返乡的华侨做生意。中药在东南亚地区有着广泛的接受度,海外需求量很大。许德仕找到药商和买主,当个中介,把生意从小到大做了起来。
当年的许德仕就很会搞政府关系,他在早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与当地的领导沟通,请他们理解我们做贸易带动经济的意义。当地政府的领导,看到我们的商贸活动既得民心,又得到多方经济效益,多方给予支持呵护,所以我们越干越有劲,生意越做越红火。”
后来,许德仕的女婿马兴田创建康美药业,并发展成为中药材领域的龙头上市公司之一。
南方的春天早就来了,可在北方,人们对“生意”这个词还是讳莫如深的。
东北人眼里农村孩子最好的出路还是当兵,初中毕业才16岁的关彦斌也是这么想的。虽然托关系进了五常县石人沟供销社当营业员,但离他理想还有点远。1972年,在供销社干了两年之后,关彦斌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空军的空降兵。
那时的关彦斌恐怕还不知道:47年之后,他会因为涉嫌故意杀人被批捕起诉而见诸报端。当然,这时人们更关心的是他的身份——市值百亿元的葵花药业实际控制人。
二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拨乱反正,开始落实政策,赵步长看到了回家的希望。那时候他已经是阿勒泰地区卫生学校的校长,年届四十。在新疆的十几年,赵步长为当地百姓治病,积累了一些临床经验。
但他似乎更爱鼓捣,总希望从一些偏门中找到治病的良方。比如,1981年他回到咸阳的215医院后,就开始研究直接把蛇毒注射入静脉和颈动脉,来治疗中风偏瘫。
蛇毒的确可以用于治疗心血管疾病。1979年,昆明动物研究所张洪基从五步蛇毒中,分离出凝血酶样酶,制成了全球第一支蛇毒酶制剂用于临床。
但蛇毒酶和蛇毒绝对不是同样的东西。赵步长也发现,采用静脉注射蛇毒,效果不显著。但据此后他官方的人物简介上称,“他开始触摸颈下那根动脉,思考如何使蛇毒平安地通过颈动脉向大脑,直达病灶。为此,他重新研究解剖学,和夫人伍海勤一起到解剖室确定部位,安全灌注了四千余人次,使许多病人得以康复”。
同一时期的关彦斌倒是顺风顺水。当兵四年回来,关彦斌进了五常县二轻局上班,1979年时已经是局团委书记。可他没想着继续当公务员,而是去了当地砖瓦厂当厂长。
“只有四十几个人和三条驴”——这是关彦斌传记《悬壶大风歌》里对这个砖厂的描述。不过他的确很能折腾,1980年时,全厂工人集资了5000元,从哈尔滨买了一台旧的塑料挤出机,砖厂从此转产开始生产塑料薄膜。这个塑料厂至今仍是关彦斌集团下的企业之一。靠加工塑料制品,关彦斌日子过得很滋润,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成为五常县的明星企业家。
原《哈尔滨日报》记者王作龙,曾将关彦斌创业史以长篇报告文学的方式成书《悬壶大风歌》
比关彦斌还会折腾的是许德仕,他虽在家养病,思路倒是活得很,从贩卖药材起家迈向实业,在广州、武汉、上海等地开了7家海绵生产厂。同时,又拿到全国第一张珍珠出口批文,在老家普宁当地又开了45家珍珠加工厂,承接浙江一带的养殖珍珠,加工后卖到世界,其中与中国香港的来往是最频繁的。
许德仕当年已俨然是普宁大户,功成名就之后,他接受媒体采访时是这样说的:“普宁经济的发展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是当地的领导敢于改革开放和全体普宁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许德仕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好在孩子都大了。二女儿许冬瑾在24岁时遇到了自己的丈夫马兴田。马兴田颇得老丈人赏识,认为他“比较拼搏热情懂外交”,于是许德仕就想给女儿女婿找点事做,想要办个厂。
康美药业官方的发家史是这么说的:马兴田出生于普宁下架山镇的一个小山村,许冬瑾出生于中药世家,夫妻二人在当地开了一家经营药品的门面。1996年时,靠囤积三七赚了一笔钱之后,两人决心创办康美药业。
招股说明书则是这么说的:1996年,康美药业由普宁国际信息资讯有限公司和香港的易真公司合资成立。普宁信息法人代表是马兴田,出资2800万元;香港易真法人代表是许冬瑾的亲属,出资1000万元。
如果时间在1990年戛然而止,我们可以从经济地位上大致排一排:许德仕是外贸大亨,关彦斌是乡镇企业老板,赵步长则是个地方医院的普通医生。
马兴田、许冬瑾夫妇
三
很快,西安的赵步长励志了一把。用蛇毒失败后,赵步长想到了中医针灸。自己虽然没正式拜师学过针灸,但也可以学起来。按照一篇关于赵步长人物文章的说法,《华佗针灸经》让赵步长摸出了门道,并开始在自己身上做实验。
《针灸经》原本早就佚失了,现在能看到的残章断句是《医心方》里引述的,颇有些不实成分。其实要论起古代针灸学专著,西晋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才是正溯,明朝针灸体系完善时期的一些著作也是学习针灸不错的选择。但那些书显然不如“华佗”二字更有吸引力。
新人练秘籍,必然会有些意想不到的桥段发生。有篇文章记载,1991年端午节,赵步长在练习中本想扎神厥穴,没想到手一抖,扎到了天枢穴上,赵步长“当时只觉得一股气从上到下直冲脚尖,又回转过来沿着腿部直窜头顶。”
歪打正着后,赵步长找准了3个最佳的主穴位,并把这种治疗方法命名为“药气针”。
不久,赵步长就接到了来自新加坡的邀请,带着儿子赵涛和他的药气针,参加“中医与针灸走向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
后面的故事就耳熟能详了,步长制药的官方说法是:赵涛在新加坡三针扎好了偏瘫多年的老奶奶,在新加坡受热捧并登上了《联合晚报》的头版。在力邀之下,赵涛留在新加坡施针三月,赚得90万美元,后来成了创办步长制药的启动资金。
这个在新加坡召开的国际研讨会,其实只有6个国家的代表参加。当时国内也有好多人去了,包括福建一个气功大师陈柏志,擅长用气功针灸治疗肝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全国掀起气功热,这样的参会组合并不奇怪。
还有就是那份神奇的《联合晚报》了。它和大名鼎鼎的《联合早报》没什么太大的联系,不是《联合早报》的晚报版,而只是一张娱乐报纸。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完整地保存了《联合晚报》从1983年创始以来的所有报纸内容。1992年12月8日,《联合晚报》头版的确刊登了署名“邹文学”的文章:《老妇中风瘫痪6年 药帽一戴下床走路》。由于系统原因,无法看到全文,但标题所述“药帽”似与药气针有些出入。除了这篇文章以外,那天的头版头条是《风水师夜诱上山施法 眼插10金针少妇任摆布》,二条是《台湾观众看星星 林青霞最美钟楚红最性感》。
1992年12月8日当天的《联合晚报》头版
比起他们来说,关彦斌则朴实得多。靠塑料厂致富后,关彦斌发现生意并没有他想象中的好做。外地建厂受挫,守着五常就那么点市场,永远做不大。1998年五常制药厂破产重整,关彦斌看到了机会,争取到了收购的机会。改制后,五常制药厂改名为葵花药业。
许德仕将康美甩给女儿女婿后,又扶了一程,在公司上市前才放心脱手。不久,许德仕选择从康美全退,对外说法是“命不好,财多身弱,不可以去体现股份”,改为由他的老伴许燕君持股。
2001年康美药业上市,此时距离公司成立才4年时间。2002年,康美就迅速抛弃了上市时的主营业务西药生产,转型为中药饮片贸易,开始了一段套路深似海的旅程。先是囤积三七,后又炒房地产,左手拉着广发证券,右手联络潮汕私募。如果不是这次证监会的深入调查,康美账上到底有多少钱,库里到底有多少货,恐怕一直会是个谜。
步长制药走的还算稳健些。建了药厂后,赵步长就不玩虚的药气针了,开始寻找能疏通经络的药物,还是从他熟悉的毒物入手。这次赵步长终于不是直接用毒液了,而是发现了酶的作用。经过仔细的研究,结合了蝎子、水蛭、地龙等虫子的脑心通在1997年正式面世。
步长成立时,国内还没有严格的药品广告规范。1999年,赵步长仿效“哈药模式”,在辽宁、安徽等十大卫视砸了1000万广告。但当年的卫视不是全国落地,所以广告效果很不好。反思后,赵步长决定摈弃“哈药模式”,开始走有中国特色的医药代表模式——召开学术会议,拉拢医院专家,营销策略的转变始于此。
十几年间,步长组建了一支上万人的销售队伍,足迹遍布全国。按照步长制药披露的数据,“2018年度公司总共组织市场活动 19000余场次,参与人数 500余万人次;组织市场调研23000余场次,参与人数300余万人次;组织学术交流活动20000余场次,参与人数140余万人。”
关彦斌没有像赵步长那样走学术路线,因为葵花药业的产品大多为非处方药(OTC),简单粗暴的广告投放是最好的方法。关彦斌曾自豪的总结:葵花药业的营销组合就是“广告拉、处方带、OTC推、游击队抢”。葵花药业的销售规模中85%是OTC,广告在推广中起了极大作用。
2014到2018年,葵花药业广告费分别为2.70亿元、3.01亿元、3.41亿元、4.84亿元、8.21亿元。传统电视媒体式微的今天,葵花药业仍然不减电视端的投入,而且还能带动业绩增长,这与葵花药业的产品线有关。葵花药业的儿童药独树一帜,拥有超过70个品种。中国专做儿药的企业并不多,这使得葵花占尽优势。电视受众与儿药购买者之间联系密切,葵花因此能因袭老的套路取得成功。
四
今年5月开始,这三家企业同时受到关注,起因虽然各异,但很快大家的关注点就集中到中药企业为何频繁爆雷上面。
中药有着2000多年的使用历史,虽然按照现代科学的理论,中药的很多原理尚无法完全给出科学证明,但毕竟经过了千年大数据的检验,是可以信赖的经验科学。
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为中医药正名,几十年来一直在强化中医药的地位和作用。2016年,国务院颁布《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将其纳入国家战略,正是因为其不仅有着广泛的群众心理基础,更因为中医药在治疗疾病方面成本相对低廉,可有效节约卫生资源,降低医疗成本,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学术界一直有一种论调,说中医可能毁在中药上,说的是中药有农产品属性,不可能随着需求的激增而迅速增长。违背自然规律施用化肥、缩短种植周期,产出的药材质量和安全性都无法达标。这或许和房地产一样,是个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
但眼下最急迫的问题是,中药可能会毁在贪婪上。康美药业、步长制药、葵花药业,这些中国最优秀的中药企业,呈现给大众和投资者的却是中药悬壶济世的另一面:大笔资金投入营销忽视质量精进,行贿官员医生获取市场垄断,囤积原料居奇、经营数据造假……
2017版医保目录中,中药品种达到1238个,占比提高到49%,几乎和西药数量相同。2013年以来,各地也不断加码政策,提高中药的报销比例,政策倾斜力度十分明显。
但没人希望国家支持中药发展的钱,都进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账户。6月4日,财政部组织对77家药企进行会计检查,其中中药生产企业33家,占比超过化药和生物制药企业。此次检查中,国家医疗保障局全程跟进。国家医保局负责制定医保目录和医保支付的标准。对任何制药企业来说,医保都是最大的一块市场,即使是生产OTC为主企业。
查账一旦跟医保结合起来,一旦有问题,产生的结果很严重,尤其是对于重点检查的中药企业。
事实上从去年开始,一些省市医保部门和医疗机构对中药的态度就有点开始转向。2018年7月,湘雅二院明确新采购药品目录中不再纳入中药制剂。去年年底,新疆卫健委又下文,明确将中成药列为辅助用药,医保支付标准显著降低。福建、内蒙古等则将中药注射液列入辅助用药。
为何如此严格的限制中药的医保支付?看这个数据就知道了:2017版医保目录新增中成药品种285个,这里面独家品种就有165个。相对而言,化学药独家品种仅有45个,其中有29个还是进口品种。相对于化学药物来说,中药要做出个“独家”,并不是太难的事情,前面关于赵步长的故事就可以看出。
“独家”中药越来越多,医保控费的压力自然越来越大,将中药列入辅助用药、重点监控还只是第一步。今年3月21日,国家卫健委会同医保局、网信办、发改委、公安部等八部委,联合下发通知,开展为期一年的“医疗乱象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虚记、多记药品……串换药品等恶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这一整治的方向,自然是那些“安全无效”却又价格较高的药品。中药首当其冲。
在这样的势头之下,忽视研发重视营销的中药企业,都将面临一次大考。政策不再是无原则的支持,而转向扶优罚劣,躺着也能挣钱的日子过去了。
步长制药去年9月开始大举发力生物制药,这也是其募投计划的一部分;康美药业则将重点放在智慧药房,以及在全国各地的商业地产项目上;葵花药业似乎还会坚持OTC的路子,但不再砸广告了,转为打造品牌IP,传播软实力。
8月21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刚刚公布了2019版医保目录,中成药品种增加到1321个,与西药的1322个并驾齐驱。但同时,国家医保局明确要求:目录中的中成药和中药饮片品种,应当参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化药和生物制品)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19〕558号)的要求,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医师开具。这意味着医生开具中药处方将被严格限制范围。
中药,还是应该像《“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里强调的那样:“在‘治未病’中发挥主导作用、在重大疾病治疗中发挥的协同作用、在疾病康复中发挥的核心作用。”而不是本末倒置,到头来迷失了自己。
文 | 棱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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