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交子到数字货币的文明传承
宋代转型：从传统农耕社会到商业社会。宋代分为北宋和南宋，北宋从960年到1127年，南宋从1270年到1279年，前后319年，就朝代国祚的长度排列而言，仅次于周朝和汉朝。关于宋代的“经济转型”是中国历史大课题。在这方面具有开创性贡献的，首推日本历史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他在20世纪初提出“唐宋变革论”假说，之后完善和丰富了“宋代近世说”。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和“宋代近世说”对欧美汉学家和中国宋史学者的影响是深远的，进而形成了宋代发生“经济革命”、“商业革命”、封建社会“成熟论”，甚至“先资本主义”等观念和理论。
我本人支持“唐宋变革论”。进入宋代，全面开启从传统农耕到商业社会的转型或者过渡。确切地说，自11世纪中期之后，“中国经济不再具有保守者所设想的那种相对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尤其在中国南部，商业发展使经济关系发生了巨大转变，打破了自给自足经济，促进了区域经济专业化和家庭生产方式的变化，既为市场服务，也依赖市场实现其自身发展，货币作为商品和服务交换媒介的功能不断扩大。”(《剑桥中国宋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353页)宋代的“商业革命”推动了前所未有的商业繁荣期。《东京梦华录》和《清明上河图》用文学和美术语言记录了北宋商业社会的细节。其实，与北宋比较，南宋的商业化程度更为发达，《梦粱录》和《都城纪胜》所展现的临安，其繁荣程度与东京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支撑宋代“商业革命”的因素很多。首先，门阀士家制度，奴婢制度和庄园制度的彻底瓦解；其次，人口大幅度增长，区域性自治化，城市化，国内移民，产权革命，契约化，货币化，消费主义；此外，还有科技创新，手工业革命，煤铁革命和国际贸易扩张。
宋代的经商习气蔓延于社会各个阶层。在宋代的财税结构中，来自工商业的贡献甚至使得农业税的比重逐渐下降，至南宋淳熙-绍熙年间，非农业税高达80%以上。中国成为了那个时代商业社会发达的典型。宋代中断了“崇本抑末”传统，形成中国特色的“重商主义”，与欧洲15世纪初文艺复兴运动初期的重商主义相比较，既有差别，也有某种近似之处。
中国经济的区域格局，自“五代十国”时期已经完成了“经济重心”从北方到南方的转移。进入宋代，四川地区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北宋崇宁年间，户口约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其中川西的成都府路和梓州路的人口密度，则是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四川不仅农业和各类手工业发达，加之茶、马和盐的贸易，成长为中国经济重镇。北宋神宗时，四川地区每年征收的商税总额约占全国商税总额的20%。这些构成了交子诞生于四川的直接原因。
所以，将宋仁宗时代交子的产生，简单归纳为钱荒或者因为铁钱和铜钱过重以及运输成本过高，都不足以说明并触及到根本原因。北宋开始了传统农耕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转型，商品经济的发展，信用制度的形成，加速了全社会的货币化进程。
当代转型。当代也有一个从实体经济到数字经济的转型过程。当代数字经济转型源于20世纪后半期的计算机革命，继而互联网革命，不仅加速了“后工业社会”的到来，进而开始了向“信息社会”的演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不久，比特币代表的数字货币得以发明和发展，形成传统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并存，而且数字经济开始改造传统实体经济的局面。
货币历史进程之比较
宋代纸币：“私”有、“官”有和“公”有。交子至少经历了从“私”有、“官”有和“公”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私交子”阶段。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为不便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金保管业务，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纸卷上，再交还存款人，并收取一定保管费，这样的铺户即“交子铺户”，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这里的何谓“初年”，据金纲先生考证，“私交子”始于宋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川商始以纸币行贸易事；
第二阶段，“私交子”向“官交子”过渡阶段 。 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专由16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正式取得了政府认可，但是并不等于进入了“官交子”阶段；
第三阶段，“官交子”阶段。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首届发行“官交子”。后人普遍倾向以1023年“官交子”发行日期作为“交子”诞生日期。
但是，完整的交子历史必须追溯到其起源的“私有”阶段。如果按照金纲先生考证的995年算起，也就是说，宋代建国之后一代人已经创造了“交子”，直到1109年“交子”被“钱引”替代，前后119年。至于“钱引”流通时间，跨度了北宋和南宋，从1109年至1234年，期间，又有了“会子”，几乎流通于整个南宋。此外，南宋1131年至1264年还流通了“关子”。而深入考证“钱引”、“会子”和“关子”，都难以得出没有“私”成分的结论，特别是这些纸币的经营机构大体是“民营化”的。
当代“数字货币”的“私”有、“官”有和“公”有。自2008年比特币诞生以来，数字货币的十余年演变，数字货币业已经形成了“私”有、“官”有和“公”有三种形态。民间的各类数字货币，都是“私”有的，而央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都是“官”有的，还有一些机构和社会企业所发行的数字货币，具有明显的“公”有特征。
货币价值基础之比较
宋代纸币的信用基础。宋代纸币，从交子到会子，具有连续性特征，并没有因为政治变迁而发生中断。宋代货币经济出现不同纸币长时间并存的局面。纸币在宋代货币体系中，很可能处于主导地位，其作用高于铜钱和其他金属货币的地位。或者说，纵观宋代的货币体系，并非是以铜钱和金属货币作为主体，而是以国家背书的纸币作为主体。到了南宋后期，纸币本身相当“多元化”，除了会子、钱引、淮交、湖会之外，还有关外银会子、关外铁会子等。
宋代货币史，本质上是宋代纸币的演变史。宋代纸币经历了一个从不是完全的“信用货币”到成为完全“信用货币”的转变。在北宋的交子时代，政府还是相当重视其金属货币的筹备支持的，或者以金属货币作为准备金大概是在28%-29%之间。但是，自北宋末期开始，并延续到南宋，不乏学者与官员认识到纸币信用不再需要准备金，纸币获得法偿地位，故可以脱离准备金流通，即所谓的“法即流通，民以为便”。
在宋代的信用货币制度下，政府通过不断扩张国家信用货币，持续填补金属货币长期供给不足，支持实体经济，形成了有意识的货币化和商业革命互动的局面。在北宋和南宋的大部分时间，政府基本实现了在避免通货紧缩和控制通货膨胀之间的平衡。南宋中后期，政府实施“称提之术”，将贵金属、铜钱、告牒以及有价值的实物与纸币价值挂钩，推动超发纸币回收，缓和纸币大面积贬值的压力。这是相当现代化的金融手段。
总体而言，宋代在货币经济方面，政府存在强烈的放弃支持纸币的金属储备、将纸本的价值完全置于国家信用的基础之上的意识，相信纸币获得法偿地位，可以实现脱离准备金而流通，开启人类历史的信用货币制度的先河。
不论北宋还是南宋，也没有因此陷入经济体制解体和所谓“恶性”通货膨胀而不能自拔的境地。北宋亡于靖康二年对金国战争的失败，至于南宋则亡于与蒙元战争的失败。只是，南宋与蒙元战争旷日持久，约40年之久，触发了经济危机、财政危机、货币危机，并且与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叠加，最终覆灭。将南宋灭亡归结为恶性通货膨胀其实是“缘木求鱼”，与真实历史并不符。
还需要重新评估王安石变法的历史地位。北宋因为常年对外战争，爆发了11世纪中叶的财政危机，这是王安石变法的直接历史背景。王安石变法所推行的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等，都旨在增加国家的货币形态的财政收入。例如青苗法，是通过建立政府主导的乡村贷款制度，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募役法，是通过民户按户货币形态分摊，建立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应役的制度；市易法，是通过政府的市场基金，稳定市场价格，商贩以财产作抵押，获得政府贷款。这些改革的核心特征是：诉诸货币和金融手段，特别是国家主导的贷款利息为国家财政提供资金，满足国家超货币化需求和冲动，实现税收最大化和国家财政状况的改善。
不论是王安石本人，还是包括宋神宗代表的支持者，认同信用化纸币所具有的流动性、扩张性、增值性，经历和推动了“交子革命”以来的货币化过程。但是，王安石变法还是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王安石时代的农工商经济发展水平过低，不足以支持超前的货币化进程，最终发生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的断裂，货币政策效益不可持续，很快丧失边际效用，最终不是缓解财政危机，而是加剧了财政危机。尽管如此，不得不承认：王安石变法是一个超前数百年的，政府企望通过货币金融手段刺激农民和商人的有效需求，增加社会财富供给的中国宋代版的“凯恩斯主义”试验。
当代数字货币的信用基础。自数字货币，特别是数字货币的各类稳定币产生以来，其价值基础呈现多元化状态，至少包括以法币最为价值基础、以资产最为价值基础、以算法最为价值基础的稳定币。其中，法币数字货币的价值基础就是主权国家和政府。
但是，最终支撑数字货币价值基础的，是包括区块链在内的技术体系。过去12年的比特币历史，2020年年末以来比特币的大幅度升值就是证明。人们意识到，比特币价值与传统法币和黄金价值相比较，具有一系列优势。可以肯定的是，比特币价值高过黄金价值的趋势还会继续下去，数字货币将对贵金属的残留价值给以最后致命一击。因为比特币，黄金最终会重复铜和白银具有货币价值功能的历史，黄金会彻底地离开货币经济舞台，成为一种通常意义的金属。
所以，因为数字货币的出现，再现交子产生的历史情境：一方面，如同宋代的铜币和铁币的存在一样，传统的和基于政府的信用货币继续存在；另外一方面，如同从交子到会子的信用纸币主导了宋代经济活动一样，基于算法和技术的数字货币，正进入全面崛起阶段，呈现最终取得对经济活动主导地位的前景。
不同时代货币的技术基础
交子的技术前提。整个宋代，从北宋到南宋的货币时期，支持货币体系运行的，不是铜钱，更不是铁币，而是纸币。因为交子需要反复流通，最低流通时间要三年左右，所以对纸张质量、印刷、油墨的要求都会相当严格。所以，交子和其他宋代纸币都是有技术含量的，与纸张制造技术和印刷术的进步不可分割。
中国发明纸张是汉代的蔡伦。到了宋代，在全面继承隋唐五代造纸技术的前提下，不论在纸张的生产地区、原料、技术，还是纸制品的制作质量、数量、种类、流通，以及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等方面都显著超过前代，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达到“完全成熟”的水平。宋代纸张的显著优势是质地坚韧，经久耐用，不易受潮变质。值得强调的是，四川从唐代起就是造纸中心，在全国一直居于领先地位。在宋代，成都造纸技术高超，所生产的以褚树的韧性纤维为原料的“褚皮纸”的质量最为优良，难以伪造，成为印制交子的最佳用纸。交子的“用纸”，政府最初委托民间制造。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政府官方设立的“用纸制造所”的抄纸院，专门制造印制交子的褚纸。南宋发行会子，政府依然规定尽量用四川褚纸作为印币用纸。
在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前，中国印刷技术主要体现在摹印、拓印和雕版印刷。诞生在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前的交子，显然使用的是雕版印刷。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代，宋代得以普遍使用，成为社会主流。可以肯定，对于交子印刷的雕版，从原料、手工雕刻技术到印刷工艺都会是当时的最高水平。以交子的印制而论，必须突破金属雕板和套色彩印的技术难关。所以，在宋真宗时成都富商发行的私交子，即已印刷精良。交子改由官府发行后，交子印制更加严密，宋中央政府直接参与铸造益州交子务铜印一面。交子的印制使用多块铜，版套色印刷。北宋后期的交子用六块铜板，以黑、蓝、红三色套色印刷，这是世界印刷史的里程碑。此外，宋代纸币制造过程分工和管理应该是先进和严格的。王巍老师提供了日文文献中宋代神宗时期官府造币作坊的内部严密分工的情况，涉及到监官、掌典、铸匠、贴书、印匠、雕匠、杂役，估计186人之多。
总之，宋代从交子到会子的印刷数量是巨大的，对于纸张的供应，铜版的制作技术以及印刷技术都提出了很高的需求。因此，宋代交子的出现，不仅是唐宋四川经济高度繁荣的结晶，也是中国造纸和印刷技术高度发达的一种证明。“数字货币”的技术基础。“数字货币”的技术基础包括两个基本方面：其一，间接技术，例如ITC技术、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其二，直接技术，例如作为数字货币的区块链技术和算法技术，现在风行的DeFi技术。如果把交子和会子理解为中国信用货币的1.0，元朝的中统元宝交钞是2.0，明朝的宝钞是3.0，之后中国经历了货币经济货币白银化历史阶段。但是，至20世纪30年代实施了“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终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中国货币经济回归到自明代中断数百年的法偿信用货币轨道。
如果以大历史为视野，不难认知，交子的产生不是金属货币自然演进的结果，不是简单的货币形式改变。如今，因为比特币诞生，多元的数字货币体系加速度形成，正在改变传统法币体系的绝对垄断之格局，并且推动了影响人类数千年的黄金价值的进一步衰落与终结。比较比特币和黄金，比特币在稀缺、交易、存储和避险等一系列方面，都优越于黄金。所以，2017年3月3日，一枚比特币价格1290美元，一盎司黄金价格1228美元，一枚比特币刚刚超过一盎斯黄金；到了2021年2月，比特币价格突破5万美元，一盎司黄金价格基本在1800美元浮动，一枚比特币大约可以买下27.78盎司的黄金，几年来比特币价格上升和黄金价格相对下降的“剪刀差”趋势，似乎已经进入难以逆转的阶段。
一千年前的交子发明，是人类货币史上的突变，是一次伟大革命，开启了人类最早的信用货币体系试验；一千年之后的数字货币的崛起，又是人类货币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必将加速人类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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