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上通胀和房价 2020年中国居民收入真的翻一番吗？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陶金表示，高房价和高储蓄率导致的居民支出受限，实质上造成了居民真实生活成本的不断提高。
在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仍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在2020年取得经济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国家统计局1月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初步核算，中国按人民币计价的年度GDP首次超过了100万亿元，同比增长2.3%。
与此同时，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较2010年翻了一番，达32189元。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居民人均消费同比下跌了1.6%。“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回避风险”成为疫情时期居民支出的新特点。
通胀、收入，谁跑得快？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最常用来衡量通胀的指标。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2010年至2020年，CPI的涨幅大致围绕在2%至3%之间，只有2015年由于食品价格上涨，CPI涨幅一度高达5.40%，远超调控目标。
尽管官方定调近年来的CPI处于“温和上涨”，但这与居民感知差似乎仍较远。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陶金也向时代财经指出，近10年来居民部门并未感受到明显的以CPI为衡量的通胀现象。
如果从货币发行量来测量近10年的通货膨胀率或者会更加直观。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2020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218.68万亿元。而在2010年，这一数据为72.6万亿元，意味着10年间M2的增长达到201%。
与此同时，2010年至2020年的生产总值(GDP)也从401513亿元，增长至1015986亿元，增幅达到153%。套用通货膨胀率的公式可以计算得到，从2010年到2020年，通胀率达到19%，意味着在2010年的100元在不做任何投资的情况下，大约只等于2020年的75元。
那么CPI为何无法完全反映通胀？无法反应的这一部分究竟体现在了哪里？
陶金认为，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的房地产占据了大量货币，央行发行的大量货币被商业银行贷给了房地产企业和购房的居民，但房价不计入CPI；二是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导致了货币创造较多，配合中国较高的储蓄率，大量资金留存在银行体系内，并未进入实体，也导致了居民并未感受到明显的通胀。”
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商品房销售均价为9860元，比2010年5032元上涨接近一倍。而北京、上海等重点城市的房价涨幅早已超过一倍。
陶金表示，高房价和高储蓄率导致的居民支出受限，实质上造成了居民真实生活成本的不断提高。
从数据来看，居民收入的增长虽然能赶上通胀，但却只能勉强追得上房价。
2020年全国人均收入达到32189元，官方宣布正式实现较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分居住地来看，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3834元，比2010年城镇居民总收入的2.3倍；而2020年农村居民可支配的收入为17131元，是2010年2.9倍。
陶金指出，首先，中国经济在“十三五”期间增速换挡和转型过程中，始终保持高于6%的经济增速，实现了产出的稳步扩张，这是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的总量基础。其次，人均教育水平提高，人力资源质量提升，劳动生产率提高，宏观经济中劳动的份额也在提高，这是收入增长的初次分配基础。
“近年来中国收入二次分配工作继续完善，‘十三五’期间中国积极推进脱贫攻坚并取得明显阶段性成效，在2020年实现了全部贫困县‘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现象，贫困地区人均收入增长托底和推动了全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陶金表示。
2020年最终消费支出拖累GDP0.5%
但是，居民收入的增长真的转化成有效的消费了吗？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的同时，人均消费反而比上年名义下降1.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4.0%。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7007元，下降3.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6.0%；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3713元，增长2.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0.1%。
在陶金看来，因为疫情对中小企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的冲击更大，居民部门的收入增长慢于GDP增长。“由于收入是消费的最主要因素，收入和就业的压力使得消费明显承压，消费复苏慢于生产和投资复苏的结构性分化问题也成为2020年中国经济复苏的最大特征。”
居民的收入都去了哪里？根据央行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住户存款增加11.3万亿元人民币。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在研报中指出，在2020年一、二季度，居民部门提供给银行体系的存款相比正常水平出现大幅上升。以二季度的极端情况来看，居民部门提供给银行体系的存款相对于正常水平上升了12个百分点，一季度也接近12个百分点。
其中上半年，居民部门预防性储蓄上升接近6个百分点，而居民部门存款的上升幅度有12个百分点。
但进入到三季度后，随着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居民增加的存款并没有如愿成为“报复性消费”。
上述研报同样指出，居民部门除了在实物交易端的预防性储蓄下降以外，在资产配置端也出现了同步的变化。自三季度开始，居民部门把资金从人民币存款、货币基金转出，进入股票市场、房地产、直接投资等领域。
与此同时，随着居民部门风险偏好的回升，一方面存款和货币基金开始流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另外一方面，居民部门增加的预防性储蓄和贷款也开始加码这一市场。大量资金集中涌向了股票市场，进而导致了去年7月份股票市场的急速上涨。
“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回避风险”成为疫情时期居民支出的重要特点。但这对于以消费为重要经济支撑的GDP增长而言，似乎并不是一件好事。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2020年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54.3%，高于资本形成总额11.2个百分点。但对比投资、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全年最终消费支出反而对GDP向下拉动0.5个百分点。
中泰证券梁中华团队在研报中表示，消费率的提升并不能够说明消费内生动力的增强，而更多可能是投资的增速快速下滑导致的“被动式”提升。相对于历史相同阶段的发达国家，中国修正后的消费率仍较国际水平偏低，内需依然相对薄弱。
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7869元，中间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6443元，中间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6249元，中间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41172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80294元。
从数据可以看出，低收入组与高收入组之间有着10倍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与此同时，平均数与中位数的差距较大也意味着劳动者之间收入分化较大。
中泰证券的研报指出，以全国10余个核心城市最新工资收入数据来看，2020年多数核心城市“打工人”月工资平均数普遍是中位数的一倍左右。从中位数看，十余个核心城市“打工人”月工资中位数普遍不足5000元。而上述城市的二手房房价中位数则普遍在400-500万元以上。
“中产边缘层属于中产阶层的下层群体，占整个中产阶层的73%，中产边缘层、中产过渡层都是最容易跻身我国中产阶层的群体。”中泰证券认为，2亿左右“中产边缘”群体是中国未来中产阶层与内需增长的最大潜力所在：若能率先提升这近2亿中产的消费潜力，或能从中等收入群体内部快速培育中国消费市场的主导力量，激活我国庞大的内需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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